漫步于首尔的街头，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时间错位感。在地铁站的指示牌上，汉字清晰可辨；而在化妆品商店中，“美白”、“保湿”等熟悉的方块汉字，犹如置身于自家的巷弄之中。
然而，一旦将视线转向三八线北方的平壤，眼前的景象便会截然不同。这座城市宛若一片谚文的汪洋，从标语到招牌，无不充斥着密密麻麻的圈圈杠杠。即便是古老的建筑之上，汉字的痕迹也几乎被彻底抹去。
真令人不解。半个多世纪以前，半岛的南北两侧曾约定共同与汉字“决裂”，都致力于打造一套纯粹的民族语言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一方却让汉字悄然“回光返照”，而另一方却将其深埋，近乎完全遗忘。
千年情仇，一朝断情。
汉字，自古便是这片广袤土地上无可争议的霸主。自汉武帝设立乐浪郡以来，它便成为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独占的书写载体。无论是高句丽王陵的石碑铭文，抑或是李氏朝鲜向大明皇帝呈递的奏章，皆以汉字为记。
昔日，若能挥毫泼墨，书写出一手娟秀的汉字，便如同现今能够流畅地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一般，成为身份与学识的标志，其脸上便自然而然地刻印着“高级”二字。
于是，在1446年世宗大王发明谚文之际，整个朝廷陷入了极大的动荡。众多大臣竭力抵制，他们的反对理由相当实际：我们学习中华文化，采用汉字，这样才能彰显高雅，这所谓的“本土之物”究竟有何价值？难道这不是在降低我们的身份吗？
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鄙视观念，使得谚文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始终被冠以“谚文”之名，意指“俗人所用之字”，专供妇女与儿童识字所用，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。
甲午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一个转折点。大清国遭受败绩，“中华中心”的光辉瞬间黯淡。紧随其后，日本人的到来，以一连串的组合攻势，将半岛的文字环境搅动得翻天覆地。
殖民者初期曾推崇谚文，声称其“助力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”，然而不久便反其道而行，强制推行日文与汉字混合的“同化教育”。直至1945年光复，无论南方抑或北方，新成立的政权均达成了共识：欲求独立，必先摒弃这些纷繁复杂的“外来符号”。
一左一右
1948年，随着南北分裂，一场波澜壮阔的“去汉字化”运动在两地同时掀起。然而，两者的实施方式，却是相去甚远。
在朝鲜，金日成的立场堪称坚定。他明令禁止，报纸、教科书、官方文件中不得出现任何一个汉字。若民众继续使用汉字书写信件，甚至可能被冠以“思想守旧”的罪名。
与汉字一刀两断，彻底摒弃外来文字。
韩国的行事风格显得尤为“微妙”。1948年的法律规定，公文必须使用谚文书写，然而巧妙地留下了一道门径——“在必要时，括号内可标注汉字”。进入70年代，朴正熙政府表面上施行铁腕政策，禁止小学教授汉字，但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仍可选择选修。
报纸的头条非得用谚文不可，然而当你翻阅至内页，却发现广告上“大特卖”三个汉字，其印刷之大，几乎无人能出其右。
为何差异如此之大？归根结底，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。当时韩国社会，各派势力错综复杂，支持汉字的老派知识分子依然存在，而新兴的商人发现用汉字进行广告宣传更为有效，普通民众在举办喜事或收取礼金时，若礼簿上不用汉字记录名字，总觉得不够完整。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，想要一蹴而就地进行改革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谁才是真学霸
瞧这里，你或许会想，韩国街头随处可见汉字，那么当地民众的汉字能力肯定远超朝鲜吧？然而，事实却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
尽管朝鲜在公共领域对汉字实施了所谓“焦土政策”，但在教育领域，其并未真正放松对汉字的传授。1968年，金日成明确表态：“鉴于南朝鲜的出版物及我们过往的书籍中仍大量存在汉字，为了确保人们能够阅读理解，汉字教育仍需继续。”
此言一出，“汉文”课程立刻重返高中必修课的行列。
现今的朝鲜学子，传闻自小学阶段便开始学习汉字，而高中毕业后，他们需掌握两千个汉字。若欲就读大学并攻读历史、法律等学科，还需额外掌握一千个汉字。一位脱北者曾言，他们的手机中皆装有汉字词典，每当看到谚文“사랑”（意为“爱”），脑海中便会立刻浮现出对应的汉字“愛”。
进入2000年，一项调查显示，在首尔的高中生中，能够正确书写“韓国”二字的人不足半数。
时下，年轻人往往难以解读爷爷遗留的日记，而历史系的学生在钻研古籍之前，亦需先行报名参加汉字补习课程。这种现象已然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。
此刻，韩国社会陷入了动荡。2011年，政府计划将汉字重返小学课堂，此举引发了家长们的激烈争议。一方愤怒地斥责：“学习汉字便是忘却根本！”而另一方则反驳道：“若让孩子连祖先传承之物都无法辨识，那才是真正的忘本！”最终，这一事件以折中方案收场：教材中加入了汉字注释，而是否学习汉字则由学生自行决定。
避不开的同音魔咒
归根结底，无论政策如何变幻莫测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：在朝鲜语中，高达七成的词汇源自汉字。这条纽带，即便想要割舍，也难以断然分离。
那就是同音词过于繁多。“의사”（uisa）一词，既可以指代“医生”，也可能代表“义士”。“원수”（wonsu）同样如此，它可能意味着“怨仇”，亦可能指代“元帅”。在日常对话中，我们尚可凭借上下文进行推测，但一旦涉及签订合同、制定法律等正式场合，问题便会变得复杂起来。
韩国民众最初便遭遇了此类纠纷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一场著名的诉讼案引发了广泛关注：两家企业在签订合同时，因关键词“대리”（daeri）未标注汉字，一方坚称其为“代理”，而另一方则认为是地名“大里”。这场诉讼历时三年，最终尘埃落定。
自那以来，在各类法律文件与重要文献中，于谚文词汇之后附上括号内的汉字标注，已然成为韩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。
朝鲜是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的？解答直截了当：通过教育，通过机械记忆。由于全国人民都曾在学校接受过汉字的系统学习，因此当他们看到“문제”（munje）这一谚文时，大脑便会自然地联想到“问题”；遇到“정치”（jeongchi）时，也能迅速辨识其为“政治”而非“整治”。
汉字虽不常见于街头巷尾，却宛如一部“隐形字典”，深深烙印在每个朝鲜人的心间。
结语
文字的挑选，远非单纯的技艺考量，它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一个民族渴望成为的肖像。
朝鲜所选择的路径，正是对一种极致的“民族主体性”的追求。历经多轮外来文化的冲击，该国迫切需要一种“纯净无瑕”的标志来彰显其独特性。因此，他们毅然将汉字从公共生活中驱逐，却又悄然将其纳入教材之中。这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双重策略：既保留了“我们只使用自创文字”的尊严，又满足了“我们能够理解历史”的需求。
当需要时，便将其应用于实际，而在无需时，则将其置于一旁。
今日，朝鲜的一名大学生或许能够熟练地朗朗上口《论语》的汉字全文，但在手机上输入汉字的能力却未必得心应手。相较之下，韩国的一名中学生或许连“韓”字都难以书写，却能自如地运用各种网络流行语，与全球的同龄人畅谈无阻。
一项将汉字深植于教育的根基，另一项则将汉字保留在生活的表层。这两条道路看似背道而驰，实则都在探索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：一个民族如何在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外来之间寻找到自身的定位。那些在半岛若隐若现的汉字，正是这场悠久角逐中最可靠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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